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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新路徑-- 社會企業讓社大熟齡學員創典範

社會參與新路徑--

社會企業讓社大熟齡學員創典範

 

文/張瓊齡

 

社企流【熟齡社企實驗室】專欄作家

網氏女性電子報【女神社企聯盟】專欄作家

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公益創業人才培育計畫執行長

 

 

社區大學,若自我定位是一項溫和的、透過激發成人持續學習和行動參與,以趨向公民社會的軟性社會運動的話,今年適逢社大運動進入第十六年、所謂「轉大人」之際,各社大有必要依據個別差異來自我盤點,對於一些過去難以實現、未來也不見得能具體實踐的項目,有必要加以改革或者另立目標。

 

在過去的22年裡,「社區大學」只是我接觸諸多NGO的其中之一,然而它跟其他NGO帶給我的經驗之最大差異在於,在社區大學領域裡頭,只要不真正退場,永遠都可以在社大找到角色,並且多重角色是可以同時並存的。譬如:只要社大有我感興趣的課程或者教師,那麼永遠都可以保有學員角色,但同時我也可能是社大員工、社大教師、社大主管、社大顧問、審查社大的委員,在這些身分來來去去之間,可以自在坦然,沒有所謂上台與下台的尷尬,但其他的NGO,則很難讓人有這樣的彈性空間。因為這樣,「社區大學」可以讓人想參與就參與、想休息也可以暫時淡出,或者轉換到其他社大投入,這的確有助人讓人跟它保持比較長久的關係,也是另一種無門檻的機制。

 

台灣除了少數幾個擁有龐大組織與成員的集團式NGO之外,絕大多數的NGO都是員工在十人以下的小型團體,若非碰到辦活動,平時很難集結大量的人力;社區大學跟這些小型NGO的重要差異在於,即使是人數最少的社大,每週也有數百人輪流在社大出入學習,學員人數龐大的單一社大,則一週出入人次可達5000~8000人次,學員因為基於興趣或需求選課,會自主聚集,完全無須動員。

 

過去擁有社運、學運、環運、性別、勞運、教改、社造、文史等不同背景的人投入社大擔任工作人員,希望可以透過各式社會議題,透過課程、社團、講座,促使學員進行公共事務的參與,然而幾乎絕大部分的社大,在成立初始,都因為政府補助款不足以撐起辦學經費,很快就要進入到「以市場導向的課程」支撐少數「以理念導向的課程」的局面,當前者的比例一定程度蓋過後者,隨著終身學習者的年齡增長,社大帶給社會的觀感也就越來越符合「中老年人的交誼、學習才藝之處」。社區大學的市場導向,讓學員的結構必然是不受景氣影響的中產者居多,這種情況無論城鄉皆然,而這樣的對象往往是最不樂見社會動盪、改變、對於公共事務未必已有關注和實質參與之人,若社大辦學者為社運背景出身,與大多數學員恰恰形成一個極端對比。這麼些年下來,能夠受到社大同仁或者部分教師激發,逐漸走出家庭、參與社區、關懷社會議題的人,大致也都在過去的歲月裡浮出檯面了,至於絕大多數作為社大主要學費收入來源,但因為缺乏外顯行為難以判斷是否對社會議題有所關注的絕大多數學員,顯然不可能寄望再用過去的方法,理由很簡單,要是那些方法能觸動他們,他們早就出來了。

 

休閒式學習已不足以滿足熟齡者的需求

 

社區大學做為台灣社會的一個既有產物,自然不能自外於社會的潮流。隨著高齡化社會的日益迫近、屆齡或提早退休的風氣吹起,近來國、內外都開始出現呼籲50~75歲階段的人,發揮「熟年力」再創人生高峰與典範的聲浪,或許,對於初退休不久的熟齡者,會有一段時間熱衷於讓自己旅行或是休養生息、把身體健康維持住,然而,從一些退休年份達十年以上、來選讀我所開設的「公益創業」課程學員的分享得知,即使享有退休金,甚至也已經二度就業、二度退休了,光是從事休閒性的學習活動,或固定投入多種志工服務,並不足以讓退休後的生活感到圓滿,即使仍想運用退休後所學的知能再創業,也不想再像年輕時那麼拚搏,個人以為,讓社大這樣的資深學習者同時也是資深退休者,透過參與「社會企業」,不僅是為學員個人解套、作為社大下階段轉型的樞紐、也是台灣NGO擺脫過度依賴政府資源或者募款不能掌握另謀出路。

 

從社大涉足社企的淵源

早年,只要有人把社區大學跟老年大學相提並論,我總急於撇清,希望強化社大對十八歲以上的成年人開放,而非專屬某些年齡層的印象。隨著社大辦學日久遍及全國,社大做為中壯年以上、退休族群的大本營的定位如今已成定局。

 

自三十歲左右接觸社區大學領域,十六年來,陸續經歷過學員、班代、社團代表、教師、專案人員、行政主管、承辦單位常務理事、審查委員、顧問等角色,在不同階段,總希望以不同的角度、激發社大,使之保有源頭活水的動能,不因組織制度化而僵化。

 

2006年初,我離開社大專職主管工作,成為一個Freelancer(自雇者),連續五年,彷彿上癮般,也近似儀式般,約每季出國一趟的取經或擔任國際志工,是當時生命階段的主軸,在2010年歲末時際達到極致後,總算甘心覺得又該聚焦、安住下來做點事的時候。

 

2008年受南部幾所社大之邀,個人以隨團公益旅行導師角色,一同前往孟加拉參訪葛拉敏銀行(Grameen Bank,鄉村銀行,也有人稱窮人銀行),親見發展了三十多年的社企體系能夠具有的規模、樣貌與社會效應,才發現導入社企乃是一項全面性的建構工程,既需要持續傳遞理念、分享案例,也需要培植人才、注入資金,但更重要的是,讓本土化的社企真正被創造與發展出來。這才意識到並非社企不可為,而是不能躁進也不能想要短線操作、或坐享其成。就從那年秋天起,我自發地成為社企理念分享者,當時覺得自己只具有NGO背景,應該讓有成功的企業創業經驗的人來投入才是。直到2010年歲末,從甘地的名言「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得到激勵,要改變世界得從自己做起,經過一番自我檢視與資源盤點,在2011年選定以尚無人正式以具體行動切入的社區大學領域,作為社企的切入點,經過一年的探索期,終於在2012年,由內湖社大透過對教育部提案,取得第一個在社大圈推動社企的機會。

 

能夠對社會企業有親臨現場的啟蒙,是拜南台灣幾所社大之賜,如今能讓社大也成為台灣其中一個社企推動場域和人才培育基地,應是對社大領域的善意回饋。

 

社大作為台灣發展社會企業的新生地

 

當時之所以選擇社大領域,大致有以下幾個考量:

(一)以台灣的整體社經條件與人口規模,新興社企若不走援外協助低於聯合國貧窮指標之弱勢者路線,而欲以本土作為實踐場域,發展十多年的社區大學有一批現成的學習人口,經多年觀察下來,並不受景氣影響,仍具有行動力與消費力,足以作為社企產業的基礎支撐者。

 

(二)社企若要成為全民運動,乃至成為日常熟悉事務,那麼各個領域都需有人投入持續進行推廣,據我所知,社大圈人雖有此概念,但尚無人實際推動。

 

(三)當時比較心儀的幾個國外社企成功案例,創業者正巧是熟齡者;依據一些國外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出中年以上的社企創業者成功率較高;又正巧讀了<熟年力>這本書,認為對現有的社大主力學員來說,社企也會是可能選項。

 

(四)對於已經穩定辦學的社大來說,適時引進新思潮,也帶動學員社會參與力,有發展上的需求。

 

然而以上種種考量,很明顯並不是基於「弱勢議題」或者「弱勢對象」作為出發點,而是基於未來社企產品產出後的消費者作為出發點。

 

記得在孟加拉參訪葛拉敏社會企業事業體的能源部門時,負責接待我們的資深人員指出,當新產品推出時,一部分會從鄉村銀行的借款者徵求擔任銷售員,銷售員們會從村莊裡頭經濟能力較好的家庭下手進行推銷,而售後的維修服務,也是培訓銷售員擔任,等到銷售員的經濟條件更好了,他們也會想要採用自己銷售的產品。

 

若在所謂的發展中或低發展國家裡從事社企工作,一些社企服務或者產品,往往是因應人口龐大的弱勢者應有卻未能享有的公眾服務而產生,得到服務者與消費者,有很大比例是重疊的,而因此產生的新興市場基數夠大,有可能自體即能得到滿足;以最著名的孟加拉的鄉村銀行,除了收取借貸者的利息,以優於市面的利息有效引入了富人的資金存款,豐富了整體資金的來源,也就是某種程度的「引富濟貧」精神,但完全運用商業機制,不走慈善路線。

 

社會企業較NGO能即時面對問題

「社會企業」之所以能引發我的興趣,若只是所謂用企業的方式來取得組織自體持續經營的可能,還不夠精準,我在尋找的是一種「即時面對問題的可能」。

 

剛出社會從事記者工作,很吸引我,那時台灣的媒體尚未敗壞至此,而我的單位不屬於一般媒體,是公益慈善組織的自辦媒體。隨著接觸的公益事項漸多,發現與其作為一個間接的報導者、傳播者,直接成為NGO的一員,更加吸引我。

 

隨著在NGO日久,待在大組織的代價是失去了個人的特色與主體性,尤其當了主管後,維護組織的招牌與價值是必備考量;待在小組織則常常受困於取得資源與人力的不易,往往只能七折八扣地做事,以及剝削自己,等到社造運動興起、等到政黨輪替、等到政府業務外包的風氣漸興,終於手上有些資源可以做事了,

而我才發現另一個嚴重的狀況是:當NGO好不容易有點權力、有點資源、做為NGO的一員也坐上主管的位子,終於可以處理心中懸念的議題時,那個議題其實已未必是即時的議題了,換句話說,當某個議題最需要被處理與面對時,身在NGO的我們,往往只能抗議或者倡議,當資源七零八落地到位時,有些題目已經沒甚麼好處理,或者也未必是當時要緊的議題了。這時,如果還要硬去處理,是否又是資源的浪費呢?

 

以前在NGO或社大開課程曾喟嘆,為什麼最需要上課的人沒出現?

為何需要的人使用不到這些資源?(而是懂得使用資源的人才用得到)

原以為是宣傳管道與手法出了問題,讓資源與需求者沒對到焦;但後來,我認為NGO本身因為議題與資源的經常錯位、不能即時對應,才是關鍵原因。當NGO關注某些議題時,往往未能適時獲得需要的資源,當有資源也有位置可以處理該議題時,恐怕也已經不是最該處理的議題。

 

如果拿到企業的運作體系來看,一但是沒有需求的商品或服務,基本上不會有人買單;即時因應客戶已知的需求去提供產品與服務,雖是企業之所以存活的立基,但同時,一些設計與創造力強的行業,也在引領、激發並創造出客戶的新需求,並非只是滿足已知的需求而已。放到社大來看,如果只是投合學員的需求開課,雖是做到了滿足已知的需求,卻沒能達到引領或激發學員的新需求。

 

透過「社會企業」的導入,我期待能讓社大與社大學員,進入一種「即時因應」外在變化的狀態;真正期許的,是一種能夠激發與引領風潮的狀態,而不是一再在當下的時機滿足已過時的需求。

 

待社會企業在台灣社會形成某種局面,一旦發現,若社會企業也不是理想的解答,那麼繼續尋找下去,直到更加迫近所想望的狀態,就是必然的途徑。

 

社區大學的辦學體,如果能夠適當對應人數向來最大宗的熟齡學員,當他們在面對自己的逐漸老化凋零、渴望為自己的人生留下美好的註腳、甚至是樹立典範的需求上,能適當透過「社會企業」這個載體借力使力加以促成,那麼公共參與和個人典範的完成,便有可能兩者可以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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